编辑/石爱华 宋建华
李云在上海做导游，图为她在外滩拍下的背影
还完4月份2500元的花呗账单和3756元的信用卡账单，李云的存款只剩下826元。
分期购物时，她万万没想到，作为一名导游竟会连续4个月没有一分钱收入，下个月几千元的分期账单眼看就还不上了。“现在就和失业在家一样”，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，李云依然没有接到复工通知，她不得不继续“宅”在父母身边，这样至少吃喝不愁。
李云的很多同行都开始尝各种方法“自救”，有人改做微商、有人变身主播、也有人尝试去做销售，结果半天就辞职了。李云也投了简历，现在还没有得到回复。
全国导游证登记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全国约有80万人从事导游及领队职业。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，使得旅游业在过去几个月中几近停摆。
近日，中国旅行社协会导游专业委员会与携程旅游学院合作，发布了“疫情下导游生存状态与职业发展需求”调查报告。报告对10614位旅游从业者进行调研，其中81%的导游从业者表示，目前无业务；11%的导游从业者开始兼顾做网上销售等其他工作；8%的导游从业者已转行或计划转行做其他工作。其中，70.2%的被调查者表示，预计2020年收入降幅将达50%以上。
目前，随着全国各地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，部分地区的自驾游陆续开放，国内旅游已经开始复苏。但由于跨省跨境的跟团旅游尚未恢复，于大部分带团的导游从业者来说，2020年的五一小长假还将在等待中度过。
疫情前，西安游客总是络绎不绝，诸亚楠工作很忙
所有的旅行团都取消了
诸亚楠从未想过，自己会因为疫情而这么快“失业”。
38岁的诸亚楠是一位西安地接导游，平日里接待全国各地来的游客。作为一位从业十几年的资深导游，春节对于她来说，原本意味着无间断地忙碌，“往年春节，西安是找不到导游的，导游都已经安排出去了，每个旅行社都在找导游。”
在诸亚楠的经验里，春节也只是旅游行业一个小高峰，真正的旺季是从4月初到10月底，“我们有个叫法，叫金四银十。” 诸亚楠介绍，4月份是西安旅游最火热的时候，很多有钱有闲的老年人都会选择这个时候出游。
最多的时候，诸亚楠曾经一个月带7个团，每个团3天到4天的行程，整月都被排得满满当当。有的时候甚至一个团还没结束，就要接下一个团，“比如我23号下午送客人走，但有个团是23号早上接，这时候就要同事帮忙把这半天的行程走完，就这么忙，真的！”
在春节假期陪家人，是诸亚楠一年中最期待的几天。1月20日，诸亚楠结束了春节前带的最后一个团。“是一个研学团，都是孩子”，褚亚楠当时还没关注到疫情的消息，她一边为过年做准备，一边为大年初三要接的团做功课。鼠年春节前，她已经接到2月份的三个预定。
两天后，武汉新冠疫情的发展令全国揪心，无论电视还是网络，全是疫情的消息。1月24日，大年三十，诸亚楠在采购年货时，接到旅行社发来的通告，她手里所有的团队全部取消了行程，就连2月底的团都未能幸免。“有那么严重？”诸亚楠懵了。
当时她还意识不到，这场疫情会给整个旅游行业、给她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。
和诸亚楠一样，王军也是一位活跃在西安的导游，英语专业出身的他，主要接待外国入境团队。从业十多年，王军一个月最少也有三、四个团。疫情全球爆发之后，原本很有优势的英语导游行业，也尴尬起来。
1月22日，他接待了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团。当天下午，他带团去看兵马俑时，看到很多人戴上了口罩，他把一只N95口罩送给一位美国游客，让她戴上。这是王军春节前的最后一单生意，之后和诸亚楠一样，他全部的团都取消了。
接到旅行团行程取消通知的，还有上海90后导游李云。李云在上海做兼职导游不到三年，像她这样的导游，并不固定服务于某一个旅行社，“有团就带。”
做了导游之后，李云基本上就没有休息的假期，虽然她并不需要全天24小时都陪着客人，但忙起来，经常晚上十一二点才能结束。
1月中旬，李云看到了有关疫情的新闻，但完全没有往自己身上联想。直到1月23日，她接到同事的电话，说全部的团都停了。当天李云的朋友圈，被“我们失业了”的声音刷屏。
疫情期间，西安钟楼前游客很少
仅剩的826元存款
从一月中旬之后，李云已经近四个月没有带团了，“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”，李云偶尔会非常烦躁，不工作就意味着没收入。
2月份之后，除了生活必需品，李云没再多花过一分钱，但房租、生活费、各种欠款的账单还是一样一样地摆在了她面前，“我也在找工作，但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。”
李云默默算了一笔账，加上微信里的零钱，如今她全部的“身家”只有826元。2月初，李云和房东协商，退掉了在上海合租的房子，这样每月可以节省2500元的开销。没有工作的日子，李云只待在父母身边，至少吃喝不用发愁。
李云没有告诉父母，自己还有8期的分期账单要还，每个月几千元，她还没想好要怎么还，“但不想向父母要，想找朋友先借一些过渡。”
出来工作这么久，除了春节，李云没有给过家里钱，“爸妈让我自己花，别委屈自己。”李云和不少90后一样，基本月光，买大件都分期，“收入好的时候有1万多块，不好的时候也有七八千块，但我的钱除了交房租，吃饭，剩下的花在哪里了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去年年底，李云换了新手机，又买了不少衣服和化妆品，如今让李云特别后悔。
和李云一样焦虑的还有诸亚楠，“躺在那里，怎么也睡不着。”特别是知道复工短期内希望不大的时候，诸亚楠更急了，“前段时间掉头发很严重。”
随着疫情在世界各国的爆发，境外旅游也很快受到影响。
金振喜是一位在韩国的包车司机，从黑龙江到韩国已经快20年。2000年，27岁的他还是国内一家企业的驻外派遣员。2015年，金振喜所在的企业倒闭后他也失业了，因不想回国，他用工资和补偿金全款，花了3700万韩元（约折合人民币21.51万元）买了一辆11座的商务车，开始跑车。
2017年，金振喜开始在旅游公司做包车司机，把车和司机的时间租给公司，由公司统一配发订单。这份工作比较稳定，平时有接送机业务，也有首尔周边一日包车游业务。“去南怡岛的游客一直很多，最多的时候我商务车能坐8个人。” 这样算下来，金振喜一个月接送上百人是不成问题的，“每个月刨除油费、生活费等成本，还能剩差不多200万韩币（约折合人民币11629元）。”
金振喜在首尔的生活成本很高，算上房租、吃饭，一个月至少也要150万韩币（约折合人民币8722元）。因为国内有子女老人要养，他的钱除了必要的生活开支，基本都寄回了家。
春节前，公司给金振喜提前派了五天的订单，但临近出车日期时，订单全部都无补偿取消。金喜振这样的包车司机在韩国算是“个体户”，把自己车挂靠在某家公司，名义上是该公司的职员，但实际上公司并不负责底薪，“干一天才有一天的工资。”
疫情期间，金振喜曾零星跑过几个订单，最近的一单是在2月21日，一个点对点的订单，把客人从南怡岛接到首尔，赚了8万韩币，在这之后，再也没有别的订单。疫情前，金振喜每月能工作二十多天，但疫情发生到现在，他的工作已经停了两个多月。
尽管到韩国工作的时间已经很长了，但金振喜没有买房也没有移民，银行里几乎没有存款，赚的钱大多寄回家了。“在韩国我自己只交了医疗保险，遇到没收入的情况几乎没有抗风险的能力。” 现在的他比之前更加节俭，因为要考虑的不仅是自己的生活，还有孩子和家里的老人。
疫情期间，世界旅游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，图为法国巴黎空荡的广场
凌晨四点排队找工作
春节前，金振喜的女儿来韩国看他，两人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，“一年只能见一次，难得有这么多时间在一起。”疫情期间不能出去工作的郁闷，因为女儿得到了暂时的缓解。
3月9日，女儿要回国，金振喜把身上全部的钱都给了她，只为了让家人放心。女儿走后，金振喜开始了每天找工作的生活状态，“凌晨四点排在职业介绍所门口，但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工作。”
金振喜说，职业介绍所介绍的基本都是工地上的重活，想要去干活，还需要提前学习4小时安全教育课，“我早就学完了，但工地希望用老员工，我们只是补缺，如果哪天需要的人多了，才可能派我们过去。”
虽然一直没有工作，但金振喜还是经常和公司负责人联系想要尽快复工。3月份，金振喜还和公司负责人见了一面，对方告诉他情况不是很乐观，目前全公司有50多辆车，如果六月前能复工或许还能维持下去，否则，公司能否生存下去还是个问题。
在国内接待境外游客的王军也开始在职业“空窗期”去寻找新的工作。
去年旺季的时候，王军每个月都排得满满的。“我要是愿意的话，可以连续30天都上班”，王军说，一个团2-3天，月平均收入2万元左右。但进入鼠年之后，王军带团数和收入都还是零。
几天前，王军和自己的一名英国客人聊天，客人告诉他，英国的情况也非常糟糕。这名客人之前每年都会来中国旅游，但是今年他没有计划要来，“他和我说明年可能也来不了。”
当这种状态持续两个多月后，一向乐观淡定的王军淡定不起来了，他判断“今年的出入境游可能根本无法复苏”，他决定先找个其他行业的工作去做。
但经过4次尝试之后，王军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“高不成低不就”的尴尬境地。王军找到的工作都和销售有关，但要么是自己专业储备不够，要么是自己觉得天天打电话找客户“与自己价值观不符”，每一份工作都干几天，最快的是早上入职，下午辞职，“毕竟闯荡社会十多年了，突然一切重头再来，心理上有些不适应。”
和王军一样，诸亚楠也几个月没有收入了。她把这个漫长的“假期”当作是陪伴家人的机会。
收入高的时候，诸亚楠一个月的支出是八千元到一万元，“不停地买买买”。最近，除了买菜和生活必需品，她买新衣服和化妆品的次数也少了很多。诸亚楠说，像她这类工作时间长，有一定存款的人还是能撑几年，但她身边一些刚拿证的新导游，已经快撑不住了。
一位导游在网上卖水果，做起了助农项目
为谋生活当主播，做代购
疫情带来的影响还在持续，现实让许多从事旅游工作的人不得不做出选择——继续等待，还是重新就业。
最近诸亚楠参加了喜马拉雅的一个节目——由10名优秀的导游，讲不同主题的内容，比如历史、人文、文物等。“我讲历史，我讲的第1期就是关于唐代审美观的，我还把这个和陶俑结合在了一起。”
在家里，诸亚楠会经常学习，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，不仅为复工做准备，也为了自己新参加的节目，“会看一些国内景区开放的新闻，会做做运动，也会为节目写点文字。”
诸亚楠突然觉得自己有了前进的动力，“现在才刚开始，但我一定要做好这个主播。今后也会抓住这样的机会。”诸亚楠说，主播也有报酬，如果收听量很好，就会有相应的订单。
在诸亚楠认识的朋友里，有的同行准备转行去做保险的，也有开始做微商的，“他们可能觉得看不到好转，准备自救了。”但诸亚楠很坚定，“我没有考虑过转行，我热爱旅游行业，就想要一直做下去。”
“我享受那种站在车上拿着话筒，被客人期待的目光包围的感觉。那一刻，我相信他们是希望有所获得的。” 诸亚楠说，会继续等待旅游行业的复苏。
方芳就是一位转行做代购和微商的导游。这段时间她一直坚持在朋友圈发布代购澳洲和欧洲的保健品、化妆品的信息。每天一睁眼，方芳就赶快看看有没有人微信留言询问产品、价格。疫情之前，她的朋友圈是带团去各地旅游的风景照、是外出就餐的美食照，如今，从上到下全是所代购物品的图片。这些天，她靠代购化妆品，挣了不到2000元。
尝试销售工作失败后，导游王军不再盲目的找工作。王军不想丢掉自己的专业英语，如今他正努力平和心态，同时注册了一些网站账号，在上面开始直播。
远在韩国的金振喜还在努力地找工作，他希望还能继续从事运输业。“我已经超过四十岁了，除了开车什么也不会，离开国内二十多年了，与其回国重新开始，不如就在这里找点活干吧。”
在父母身边的李云因为没有积蓄，每天仍在投简历。闲暇的时间李云也会看看书，写写文章，她和朋友商量好了，准备一起开个公号，就发关于美妆、服饰方面的文章。“没想过挣钱，但我们喜欢。”
这两天，李云看到北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级别从一级降至二级，她对重新开工有了期待。
（文中除诸亚楠外，均为化名）
